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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1956年后，国务院行政组织立法活动显著减少。

(65)蔡小雪：《行政处罚的加处罚款在诉讼期间不应计算》，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1期。(53)3.行政机关在作执行选择时应考虑当事人的金钱给付能力无论是按日连续罚款还是加处罚款，皆为对行政相对人财产权之侵害。

鉴于我国行政处罚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且涵盖程序性与实体性规则的基本法律，本身为行政处罚的界定设定了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我们亦应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个层面双向把握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属性。无论是定性为不成立还是无效，均表明这种做法不可取。该条款首次明确了无主观过错不予处罚的内容，此举不仅是我国行政处罚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而且与按日连续处罚的归责标准不谋而合，正好填补了按日连续处罚中关于拒不改正的评判标准在法律依据上的空白。但不是所有违法行为在法定30日内能够完成改正，有些企业在被责令改正后积极进行了整改，由于行业特殊、情况复杂等客观原因使违法行为得到改善，却未完全纠正。(14)基于此，不同学者对行政过程的阶段性法律构造提出了各自见解(15)，虽然内容不一致，但均强调全面、动态考察方法的应用，据此发现和挖掘行政法教义学所忽略的过程要素，进而寻求建构一套更契合于现代公共行政之复杂性的行政法学理论范式(16)。

所谓制裁，是指针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以否定或者使行为人放弃此种行为目的而启动的反作用力，其内容是剥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课以一定的负价值和不利。(33)[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141]其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依据人权观念的意识指引，使得各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靠近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这些NGO会以规范宪法建议（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的形式游说各国政府，特别是影响各国的司法机构，使其在裁决某些案件的时候，采纳自己基于人权观念对该问题的理解。

[110] William W. Crane Bemard Moses,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Forgotten Books,2012（1883）.[111] John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Government. Vol.2. Ginn,1893.[112]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加入欧盟。法院主要司职法律问题。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可管窥一斑。

引用外国法将一些未经人民同意和民主过程确认的法律规则引入法律，因而将毁坏民主过程和法律体系，使得人民服从一种并不来自自己授权制定的法律。[150]引用外国法则会损害一国独特的宪法传统对于宪法裁决的控制。

虽然各国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未必是直接参照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83]但这在当代发生了改变。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案和Gratz v. Bollinger案涉及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两案都援引了外国法律（包括加拿大、欧盟和南非）或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规定。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 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

他们已经开始在司法判词中相互对话，而不仅仅只向本国公民和政府机构说话。[74]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南非宪法法院须在解释南非宪法的时候考虑国际法院的类似判决，并被允许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政治的司法化反过来又有可能导致司法的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去殖民化后的制宪过程在I960年代走向了顶峰。

如果你在法国或意大利的判决当中找不到的话，它在索马里或日本或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地方那里。用成文的方式体现人权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77]加拿大最高法院经常在宪法判决中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美国法。俄罗斯后来重建宪法法院，史称第二宪法法院。他们面临共同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开始走向了国际性的司法独立。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另一方面，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它并未完全消解主权国家的边界，未带来历史的终结。

[44]此次制宪浪潮也波及到了一些亚洲国家。[140]很多欧美法学院在宪法的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一些法学院，特别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

在国际领域，美国一向以单边主义、美国例外论和双重标准而闻名。[113]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虽然是宪法设计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问题，甚至不是主要问题。

德国是这一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国家。[156]秉承和代表这些意识和价值的国际法官群体构成了一个智慧与良心的精英共同体。

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138]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以法治交流的名义开展法官的国际交往。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秉承法律所代表的某种普遍性价值，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民众所持有的价值观，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结语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也在受到宪法全球化潮流的影响。

比如，在2004年的Al-Kateb v. Godwin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科比（Michael Kirby）法官认为，在处理《宪法》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时，宪法解释应当遵循既定的国际人权法规范。[1]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

希特勒正是通过这项制度获得全权，宣布自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袖（Fuhrer of the Third Reich）。司法判决的自主性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

比如，《科特迪瓦宪法》（1960）基本参照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加纳、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则仿效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 Westminster Model）。[99]更为激进的是太平洋岛国斐济。

在盟军的督促之下，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各邦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14]直到1943年，冰岛才加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审查阵营。启蒙的宪法思维最终席卷了世界：世界各国普遍在战后制定成文宪法，并且几乎都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这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新宪政体制成为了世界性的大潮流。

[152]随意引用外国法将会威胁一国宪政的独特性。[58]1992年，以色列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宪法革命：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和《职业自由》（Basic Law: Freedom of Occupation）。

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比如，《国际宪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于2003年创立，专门发表国际化的比较宪法学文章。